范小建：脱贫攻坚惠及亿万农民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减贫人口总数达7.54亿，年均减贫人口近1900万人，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扶贫政策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大扶贫”和精准扶贫等阶段，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取得扶贫成就的根本动力。

作为这场大规模扶贫事业亲历者，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对扶贫事业的思想、政策、方式等变化有着深入理解，让我们跟随范小建的思绪来体会扶贫事业的昨天、今天、明天。

范小建两次入藏，两次内调，与西藏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他讲述了一个故事：1978年我曾经驻村在如今的昌都地区洛隆县新荣乡白托村。那是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那时，当地没有铁匠，没有木匠，老百姓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生产工具。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盖什么，没有床，基本都睡在地上，绝大多数老百姓家里没有被褥。粮食也不够吃，主要靠国家的返销粮维持。

对于范小建来说，这样经历使得他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体会到那种巨大的差距以及这差距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懂得了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范小建感悟到：“中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不同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范小建回顾了中国扶贫的阶段进程。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是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减贫。1983年，在甘肃定西地区、宁夏固原地区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即“三西地区”率先开始了区域性扶贫的试点，国家每年对“三西地区”安排2亿元资金作为专项扶贫资金，最早的扶贫移民搬迁工作也始于那段时期。1986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实践。设立办公室、增加专项经费、制定贫困标准，通过划定贫困县的办法进行贫困瞄准，确定了扶贫工作的主战场，确立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这些做法为后来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基础。1994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提出，力争在20世纪最后七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扶贫开发进程，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93年的75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5%。

从2007年开始，范小建在担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期间，中央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扶贫标准。范小建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三个扶贫标准，1985年标准是收入在206元以下为贫困人口，大约相当于每人每天0.53美元;2008年标准是收入在1196元以下为贫困人口，大约相当于每人每天1美元;2010年标准是收入在2300元以下为贫困人口，相当于1.6美元以上。新标准提出后，2011年年底贫困人口总量是12238万，如果到2020年全部解决，平均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是党的庄严承诺。范小建认为，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根据中央精神，这轮脱贫攻坚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减贫事业将转入缓解相对贫困。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832个贫困县已经摘帽436个，贫困人口还剩1660万人。范小建谈到，“三年行动”开局良好，但今明两年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存在薄弱环节、稳定长效脱贫机制有待健全，帮扶工作方式方法不够精准。同时，更要注意脱贫后返贫问题。按照现行贫困标准，从目前情况看，衡量是否返贫，收入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是看是否有天灾人祸，因病因残因灾影响增收能力，造成灾难性、超常性支出导致返贫，同时，还要特别关注那些收入低于贫困家庭平均水平家庭的救助问题。

另外，要理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者的关系，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尚未摘帽的贫困县，要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保持工作重心不偏移。已经摘帽的县，要把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项目安排、政策举措，优先支持退出村和脱贫人口，持续推动群众生活改善。

41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从1978年的7.7亿贫困人口减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万，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范小建说，有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消除绝对贫困等明确的脱贫目标和精准扶贫方略等一系列清晰的工作思路，有非常强而有力的扶贫投入，再加上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对2020年脱贫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